【转】 关于麻黄的太多话题

关于麻黄的太多话题
　　老牛在实践中始终大量的使用麻黄，但是关于麻黄的争论很多，老牛也有自己是用麻黄独特看法。老牛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历代中医名家们，其实是以表证的掌握与否来衡量后学者的临床水平的。一个上海的名医，他想把儿子培养成优秀的中医师，于是待他中学毕业后，送他到自己一位同行好友处学习，一边读经典，一边侍诊抄方。二年后又转到另一个同行好友学习一年，随后送他去日本读医科大学。五年后，儿子毕业回国后，就让他在父亲自己的诊所里抄方，手把手地教他辨证施治，一年后就让他在父亲诊所里另设一室独立处方，每逢疑难处可以随时请教，但规定高热患者与风痨臌瘕等病人一定要请父亲会诊，并由父亲主治，以示对患者的负责。这样过了二年，儿子渐渐成熟起来了。有一天下午，父亲远地出诊了，浦东来了一个高热半月的病人，只好由他儿子来诊治了，他儿子认为是麻黄汤证，就给病人开了四味药，立刻给病人煎好服下，并留下观察。服药后二个小时，病人微微汗出，体温稍退，由寒热并发转变为往来寒热，再诊视舌头，舌淡红苔黄腻，尚有口苦、呕恶、涎臭、胸闷等症状，于是另给柴芩清胆汤二剂。待他父亲回来，儿子讲述了以上的诊治经过，父亲听后半天不说话，好一回儿，突然喜形于色，手掌高高举起，把桌子大拍一下，对儿子说，“你有饭吃了”。意思是说儿子能独立行医了。并通知家人二天后在上海大酒店宴请儿子的二位老师及同行好友，以祝贺儿子“有饭吃了”。当时他儿子有点儿想不通，心里想：“为什么二次拜师没有请客设宴，日本留学毕业回来也没有摆酒庆祝，现在我只开出了一个麻黄汤，父亲反而会高兴得这样？麻黄汤不是十年前刚学医时就了如指掌的吗？”父亲对他的心思一清二楚，就对他说：“儿子，你记住，理论上知道了不等于懂了，懂了不等于会了，只有等到你真正地掌握了方证相对，才算你入了门，入了门才有饭吃。这有饭吃，是指真正地凭自己的本领立身处世。”
　　他父亲最后的几句话是压低声音讲的：“麻黄汤象一个中医灵魂，你热爱中医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它的倩味，等到你对中医失去了感情，对，主要是指对中医临床的热情减退的时候，它就会悄悄地离开了你。孩子，父亲祝愿你一辈子与中医灵魂相伴。”
　　这个父亲之所以这样重视麻黄汤的使用，那是因为对伤寒太阳表证的重视。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对太阳表证的辨别最为细密，在外行人来看简直就是絮叨。一遍一遍的摆弄着各种症状的组合，告诉你何种组合是什么汤证。这恰恰说明，就算是在汉朝时代医生们正确地处理好表证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伤寒论中的表证就是太阳病，仲景对它的论述极为仔细，占总篇幅的一小半。为什么呢？陆渊雷的解释是，太阳病最难，所以要化大力气去作用心体悟。我们在仔细阅读伤寒《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的时候，越往后度越会发现，张仲景经常提到此为坏病、此为水逆、此为火逆、医以火迫劫之、医反下之，下之为逆、此为未解也、等等类似的话非常多。这恰恰说明，在汉朝也有很多医生爱滥用汗吐下法治病，不能用心的做到“观其脉症，随证治之”。往往一个高明一点的医生接手病患，第一个任务就是先纠错上一任医生的误治。太阳病表证的误治就是一个万病之源，老牛甚至认为，伤寒表证的误治乃是所有内科疾患的根本源头。如果谈到这一点就必须结合人的后天之本，卫气胃气同源的话题了，这个留待后面老牛在对慢性病的探讨中会专门提到。
　　假如我们继续认真读伤寒论其他五经篇章，还是能看到来自太阳病误治导致的传经坏病，其他五经病的辨证论治，也无非一直在和太阳病的传经坏病在做斗争罢了。张仲景在对医生辩证要求中一直强调要“知犯何逆”，这个逆就是指对自太阳经传经而来的辨别。所以说一个合格的经方家纯中医，就算是再怎么重视太阳表征的治疗也不为过份。
　　假如用一句不该说的话来形容现代的中医们，当代大部分的中医根本就不会治疗太阳病，为何？上文老牛曾经提到过。“麻桂入口阳盛则毙”，这句师训太吓人了，动不动就要毙命了，老牛以及一些志同道合的经方中医，从来没有见识过一例麻黄使用中毒事件。更别说死人了。这样的话会造成后学门心理没有底，既然那么吓人干脆那还是不要用了，就算是要用也用别的的代替吧。如此这般，就把伤寒中加减化裁最多的两大类方子，桂枝麻黄汤类方子基本都弃用了，这一点很多有识之士早就做了批评，老牛就不在重复学舌了。老牛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关于麻黄的使用。
　　关于麻黄的一个误区
　　关于麻黄的使用有一个非常大的误区，那就是用麻黄会出导致病人大汗不止，有这种认识是因为人们喜欢执迷于药证思维，而忽视了更为重要的方证体系。开篇老牛曾经提到过，当今的老百姓对中医的认识有一个误区，人们总是痴迷于药证，认为某某药能治疗某某病，这种错误的认识起源于对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的盲目崇拜。中医的精髓不在某一味药的取舍上，过分的执迷于药证，而忽视了对经方方证体系的探索。
　　麻黄本身并不是导致病人发汗的主要因素，麻黄性温、色青、味辛、就算是研究中医药证也要从药物的四气五味上来探求。伤寒大小青龙汤的命名本身就能体现出麻黄的这种性质。麻黄色青属东方、秉肝气生发条达之个性，在所有的中药材里面是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药材。正所谓“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只有麻黄促肝气之生发，能开腠理破寒闭，除陈寒久痹非麻黄不能应。这才是麻黄最重要的价值。用大白话说，就是当人体的体表伤于寒，被闭塞的时候，而且在久病重伤于寒，重症闭表的时候，离开麻黄是不足以打开的。所以麻黄的作用重在开表。那么开表有什么价值哪？
　　上面老牛提到过太阳伤寒表证的重要性，太阳伤寒表证治疗的误治坏病造成的病邪传经是百病之源。人体的阴阳气机的生发出入是依赖脏腑、经络、表里、内外、上下的气机通畅来维持的，就是所谓的元贞通畅。不是简单的“通则不痛”，而是更高一级的“通则不病”的道理。我们都知道中医的祛病原则不是对抗病邪，而是给病邪以出路。医生靠方药的力量来帮助人体祛除病邪。这一点也是显然不同于西医的治病理念，西医更重视的是杀伐消除的治病原则，关于这一点老牛在下文也会专门谈到，在这里就不细说了。
　　人们感邪深入，首先起于人体正气的亏失，也就是说正气亏失在先，病邪入侵在后，不这样看待病邪侵表的本末，就不足以解释为何在同样的环境下，有的人免疫，有的人感邪轻，有的人就感邪深重了。正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人体的正气是怎么来的，这要依赖于后天中焦脾胃的通泰，平人气象，阴阳交通，升降出入，饮食入胃，化生气血，胃气下行，脾气升清，脾随肝升，发生卫气，卫气走表，抗邪于外，人遂不病。肝气的生发和脾胃的作用是紧密相连，正气是依赖人体的表里上下阴阳交济和谐来保证的。卫气失司的前提人体是这种通畅的状态被打破了，也就是说，人体任何一个方面功能的失司都可以影响人体正气的维持，比如上焦不通下焦必然失常，表郁而内必困。我们都知道中医祛病的三大法宝：汗、吐、下法，其实我们再结合上文看看，是不是这三件法宝都简单的要命，都是在保证某一方面的通畅。

麻黄发汗的误解
　　使用麻黄类方剂发汗，第一点是基于方剂组合的发汗作用。我们拿麻黄汤来做例子，从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组合来看，麻黄色青味辛性温，作为君药是用来开腠理玄府，在最表层起作用。桂枝色紫味辛性温，是用来解肌推送，在内外中间起作用，麻桂在这首方剂中的作用力明显是往外的。杏仁色白味苦温，其作用的是相对于麻黄生发肝气的作用，用来潜降肺胃气机，作用是向下的，在麻黄汤中，杏仁的作用是用来维持一种平衡，防止麻桂的生发过度。麻黄杏仁的组合在伤寒经方中是常见的组合，这足以看出来张仲景是很重视人体阴阳态势力量调和的中庸之道，在方剂药物的组合和剂量的运用上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来作用于医生对病人的辩证诊断。麻黄汤中炙甘草的使用也绝非后人说的那种微量的调和诸药的作用。在麻黄汤中炙甘草的用量达到一两，是麻黄的三分之一剂量，对炙甘草的使用又能体现出张仲景对中焦脾胃的重视，什么病症该用炙甘草是能体现一个中医的治病思路的。因为对《内经》师训“治病必求于本”的坚持与否，也许正体现在医生对炙甘草的使用上。关于这一点老牛在下文，慢性疾病的探讨中还会重点谈到。
　　关于麻黄类方剂发汗的作用第二点，那就是基于病人是否表有留邪，对于表有留邪的病人使用麻黄是一定能发汗的，那是因为出汗说明病邪有了出路可以随汗达表了。如果不是表有留邪而是内有久病，麻黄的的使用不一定是用来发汗。在大量的麻黄使用实践中，麻黄平喘利尿的作用在三阴病的治疗中更加显著。这是针对内有久寒饮冷的提壶揭盖之法。但是就算是内有久寒，大夫要想愈病，这股病邪之气早晚要被驱逐出去，驱逐出去的路径在上焦的一定还是要靠汗法取得，在下的要靠淡渗利尿之法取得，只不过大夫要审视病人身体正气态势，选择治病步骤而已。比如伤寒厥阴病，阳气来复，驱邪达表，战汗而解就是指的这一点，出汗是邪气透表的必然途径，只不过伤寒汗法也是很有学问，比如麻黄汗法也许要求遍身泽泽汗出透彻，而桂枝汗法却要求遍身泽泽微似有汗者益佳，如何判断就要靠医生对病人阴阳态势的准确判断了。
　　不得不提的有关于伤寒剂量的废话
　　老牛花了这么多篇幅来聊麻黄，就是因为看到了麻黄的使用在现实中的扭曲现象。特别是关于麻黄剂量，更是扭曲的变态，我们看中药药典中对麻黄剂量的使用规定畜用：马、牛15-30克，猪、羊3-10克，犬3-5克，兔、禽1-3克，人用1.5克-10克，到底这种剂量能不能保证经方使用的疗效？关于伤寒论的剂量问题老牛就不多说了，因为对于汉代中药的剂量问题已经有了共识，那就是一两大约等于15克，那么麻黄汤中要求用三两麻黄那就是45克上下的剂量，就算是分三次服用，那么一次的剂量也在15克上下。而我们知道在伤寒大青龙方剂里面，一剂方药就要求用麻黄六两，就是90克啊。这在明清温病派中医眼里简直就是杀人的剂量，甚至是现实中，一些温病派中医就算是要使用麻黄也要用蜜麻黄代替，而且持这种观点的中医不在少数。蜜制的麻黄就是被阉割了的汉子，基本成为了一个伪娘，怎么可能具有那股子，独有而强悍的开表升阳破冰的药力。对此老牛深感痛心。也许这些中医们受所学限制被捆住了手脚，一生行医过程就没有使用过大剂量的麻黄，那就根本谈不上经验的体悟。有的中医也许根本就不敢使用。导致这种结果老牛感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中医在现代这个医疗体系下，根本就没有必要去冒什么风险，不违背所学师训，或者不违背药典的规定剂量会更安全，不必负什么责任，反正薪水照拿，职称照搬。这又让我想到了明清时期的御医们，怎么越看越像现在的大医院里的中医们。那么这样岂不是我们百姓的福音了吗？我们普通百姓也可以享受皇室贵胄们待遇了啊。老牛不禁汗颜。
　　麻黄的小秘密
　　关于麻黄还有一个大部分人都没有参透的秘密，也是老牛第一个提出这样的见解和众多网友分享过。在我们这一群实践派中医，在现实行医过程中时时刻刻的运用麻黄，为何总是能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而那些被困住手脚的“御医老爷”们却做不到？这让我想到，古往今来，特别是在西医没有到来中国这块大地上之前，中医就是中国人唯一的不二的选择。自从宋朝儒家统治者们出于善愿而导致中医队伍大扩招了之后，造成了近现代中医的庸俗化开端，广大的平民百姓得以有机会研习中医了，中医不再是一少部分精英阶层的特权了。但是老牛秉持一贯的道家思维模式，就像如同中国自1995年开始大学扩招之后，社会上的大学生倒是多了，但是大学生也就更加的不值钱了，以至于发展到今天竟然到了大学毕业就等于失业，这样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愿望和现实总是反着来的，这就是典型的“反者道之用”的道家思维。中医自宋金元时期，严格意义上说已经完全失传失真了。医生也越来越多，但是水平越来越低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关于麻黄的小秘密是这样的，在中医的庸俗化、在这种大扩招之中，一定有一部分有悟性的天才中医，在不断的实践积累中和对中医经典的求索中得到了对麻黄使用的体悟。但是他们恰恰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意识到了麻黄对于中医这门学问的重要性。不管是从老牛上文讲的故事，还是从老牛谈到的伤寒太阳表征的重要性中。老牛就是想要告诉大家关于这个麻黄的小秘密。
　　麻黄的小秘密就是，起于那一部分体悟到了麻黄的重要性，实践经方派中医的小聪明。这部分中医是否要把这种重要的体悟传授下去就成为了一个大问题。说实话这种体悟就是一层窗户纸，这层看起来不怎么起眼的窗户纸，到底要不要捅破？药师提前捅破了，能不能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父啊？
　　在那个时代中医的传承是需要跟师学习的，很多中医教育界有志之士们，多次提到要发扬这种跟师形式，甚至是很多中医院校都已开始了各种尝试。在古代跟师是唯一的中医传承方法，而且那种跟师是很不人道的形式，跟师学徒那简直就是给老师做粗使丫鬟那样使用几年，那种经历不是现如今大学课堂里的那种平等的交流可以比的。那时的师父们都是靠中医来养家糊口的，就像最传统的古代坐堂中医那样。特别是在古代还没有西医的情况下，中医的一些常见病初发病也就是伤寒三阳经病是很普遍的，在如今这一类的疾病基本都被西医院或者说中西结合中医给首先接手了，这其实也是如今奇病怪证、疑难杂症蜂起的主要原因，都是大量的太阳病误治坏病逆治的恶果。
　　西医在解决病人症状上是一点都不比中医差的。这就造成了当代中医也很少有机会使用这些太阳伤寒重剂，汗法比如大青龙、麻杏石甘汤、麻黄汤、葛根汤等等，还有也同样很重要的伤寒下法，像大承气汤，十枣汤，大陷胸汤，抵挡汤，三物白散等一类的下法重剂都几乎失去了使用的机会。但是在古代这些手段却是一个中医时时要使用的，那时内科中医大夫背的中医药箱里，丸药和散剂针灸膏摩一类的成药都必须携带齐全。这对于一些急性发作的症状有很好的救急作用。这些大毒重剂的使用，都是必须依靠医生的经验体悟得来的。而麻黄类方这样的，能体现中医效如浮鼓、拔刺血污的神效方剂，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传授给学生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下定决心教授这些“关键性的知识”之前，老师们会用各种小聪明来做掩饰，比如创造一句“麻桂入口阳盛则毙”这样的师训来吓唬小孩，把麻桂当成老虎对待忽悠成对徒弟的爱护，把隐藏那一层窗户的当成一件生存大事来对待就成了这部分高手的共识。把麻黄的使用诀窍当成“祖传秘方”来对待这也就变的可以理解了，真正到了需要传授的时候，那就是四下无人的悄悄话形式了。

麻黄非同寻常的价值
　　中医还有一句师训；“叫做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可是为何难治？其实这也和近现代中医对麻黄的弃用的有重大的关系。因为这一些方面的疾病，都牵扯到肺的问题，而肺主皮毛，肺司肃降，肺同胃降，这两种顽症其实就是因为肺胃气机的潜降失司造成的。气机不能潜降的原因有可能是中焦湿困、中焦水饮泛滥，上泛袭肺造成咳喘，而中下焦水寒土湿、湿困中阻、土不生金、肺金失司、皮毛干枯失养造成的皮肤疾患。这些都跟麻黄开腠理，达皮毛的作用有关。伤寒论中有几首麻桂合方的方子就非常适合这种疾病的治疗。不能学会使用这一类麻黄方药，当然会对皮癣咳喘产生恐惧心理啦。针对这些疑难杂症，还包括一些陈病旧疾，麻黄都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
　　对于麻黄的这些使用经验和体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这又恰恰关系到中医这个行业吃饭的饭碗，跟师学徒当然是希望得到师父这样的关键的经验传授的。那么掌握了这些经验的师父会很珍惜这些，不愿意轻易把吃饭的本领教给徒弟，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正常心态。就算是这个师父愿意传授了，假如（估计大部分是的）这个接受了“悄悄话”的徒弟又是一个不屑之徒，必然会把这种需要悟道层面的东西当成垃圾一样毫不犹豫的丢入垃圾箱的。麻黄就是在这种人欲的自私心理影响下，变成了一种如今被妖魔化的东西了。我们试想一下张仲景当年也是抱着这种心态，还能有中医曾经的辉煌时代吗？这就是圣人和我们普通人的最大区别吧。
　　对麻黄的误解，不仅仅表现在针对太阳表实证的治疗上面，当然这话也没错，只不过很多人把太阳伤寒表实证理解的太片面狭隘了。当今中医流行使用一些所谓的走窜类的药物的使用本身就是个误区。这不仅在于对一些辛温类的方药的使用，像是独活、羌活、天麻、荆芥的植物类中药，还有一些昂贵的虫药象蜈蚣、全蝎。地龙、山甲、一类的药材的使用，使用这些药材除了上文提到过的“御医情节”之外，其实都是起于温病派中医对于麻桂的恐惧心理。这些虫药所谓的通经络老牛认为，就是一种伤寒表证，经脉是内联脏腑的属阴，而络脉是密布体表的属阳，中医的络脉的概念其实就是卫气运行保卫人体的通道。麻黄是最强大的通经络的药。一两麻黄也许比那几种虫药的组合还要管用。那些现实中使用过麻黄的病人，都叙述有种全身被打开的通透感。说到这里又会有科学卫道士跳出来抡科学大棒说麻黄是兴奋剂，提炼出来就是麻黄碱，是毒药。老牛在此不作过多的反驳，就回答你一句话，谁让你提纯了？谁允许你使用提纯了？大自然中你能找到纯的麻黄碱吗？这就是老牛一直坚持的道家哲学思维保护模式，离开道家哲学思想的保护，中医不断的跑偏，不断的离经叛道。

麻黄汤类方的使用价值
　　谈完了麻黄我们再谈谈麻黄汤类方子，这一类的方子可以笼统的概括为，伤寒论中含有麻黄的方子，因为麻黄对现代中医来说是一种很纠结的的药物，用还是不用是现代中医考虑的问题，在仲景先师时代，也许根本就不存在这种纠结的心态，我们看麻黄类方子要有十几种接近二十首，这还不包括金匮要略里面的麻黄类方子。在伤寒论中仲景先师多次提到汉代医生惯用大汗大下之法治病，而且用起来很频繁用起来很随意，好像是他老人家老是在和这些虎狼医生的不负责任作斗争一样。关于这一点老牛认为，也许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情况造成了这一点，老牛上文提到过，古代特别是上古中古的中医只能是少部分士大夫阶层的特权，既然是特区，那时又没有其他门类的中医可以选择，最关键的是碰到一些基本谈不上大医精诚的虎狼医，发生误治坏病的情况就很正常了。仲景先师之所以做伤寒论也是出于一种大慈大悲的情怀，看不惯这种虎狼医的不负责任，才有感而发的。
　　凡事要有个度，超过一个特定的范围就会出现问题了，之所以在古代医师们喜欢用大汗大吐大下之法愈病，是说明这种方法也的确很奏效。相对于古代一些医生容易把握不住那个度，做的过分了一些造成一些危害，再来对比我们现代中医，特别是自金元时代开始的温补滋阴派中医的一味填补，在老牛看来更有价值一些。因为这是老牛认为的中医失传之后的必然结果，经过唐宋时期的第一次大扩容之后，中医已经不存在什么艺高人胆大的真神医了。老牛对使用麻黄类方剂的感受是很深刻的，最开始是通过几个病案的诊治过程得到的体悟，这也是促使老牛下定决心，不遗余力的推销伤寒经方纯中医。这才是老牛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儒医，对人类健康和中医事业发展所应该具有的，家国天下的大男人情结。
　　对于麻黄类方的使用心得，主要通过一老一小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病案得来的。有意思的是一老和一小对于麻黄类方剂的使用有一个很关键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点证明了麻黄类方的使用原则到底是什么？至于为何恰恰是一老一小的病案对于麻黄类方剂的使用有独到的意义，在老牛讲述完毕两个病案之后，老牛再给大家详细的谈谈。
　　第一个是在2007年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是一个老病号介绍来的，老人是十几年的中风后遗症，但是恢复的不错，虽说腿脚不利落但是基本的生活还是能自理的。身材看起来也不像那种阳虚湿重、面白体弱的虚胖型患者。但是老人一年之前开始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不知何时发作，而且发作起来都是规律性的，每次都是在下午申时开始出现恶风、恶寒、主动关窗穿衣，言语颤抖、浑身抖动、无汗微喘，最主要是每次都伴随在左腿小腿和脚踝前面部位出现的大片皮肤红肿，局部痛疼，手触有温热感，这就是民间流行的一种所谓的游行丹毒。本人伴随高热39度上下。平时，口不渴，大便塘泄，小便频数，食纳不错，白天没精神，夜晚起夜频频，刻诊；脉右手玄大浮数，左手沉细无力，舌苔淡白，舌体瘦小，边有齿痕。在求治老牛之前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老人每次发病之后必然要求社区医院的医生出诊，每次挂吊瓶两瓶，而且必用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先锋霉素才能奏效，用药之后一段时间，每次吊水几十分钟之后，老人开始大汗淋漓，过后基本恢复常态。再次发作依法炮制依然没问题。有人会问这样很好啊，这不是没问题了吗？但是很奇怪的老人的老伴无意间说出一个现象，就是最开始犯病，老人是三个月犯一次，用了头孢滴注之后慢慢改成两个半月一次，两个月一次，直到今天每个月必犯一次，而且老人比起一年多之前，看起来明显的出现面色发青、神疲气弱。这让人很疑惑，如果你是一个中医医生你怎么样看待这个病人？你会怎么治疗？
　　老牛在做完了基本的诊断之后，问清楚了病人的情况之后，开出了方子，麻黄三两。桂枝二两，杏仁二两，细辛二两（后下），生附子二两（先煎），炙甘草一两，抓二付，一次煎一付大火快煎 就煎一遍，取汁一半顿服，不汗再服另一半，汗出止服。因为是第一次接触这样高热的老年病人，心理没有底所以开了二付，要求家属在第一付吃完之后，如果再有反复可以再服第二付。并且要求病人服药后覆被取汗，要汗出透彻，手掌背需要见汗为度。也是因为第一次接触这样的患者心理没有底，就要求病人家属要及时汇报用药情况，后来第二付药就没有机会使用，被病人家属密封保存在冰箱冷藏室里了（后来证明连这第二付药也没有浪费）。电话叙述，在病人家属抓药煎服完毕之后，不到十分钟病人就开始出汗，连续出汗半小时左右，真可谓遍身汗出透彻，汗后体温恢复正常，腿上的丹毒也消失不见，病人家属倒是没有感觉到什么，反正都是和打吊瓶一样。但是老牛感觉到很振奋，没有想到经方的运用有这么大的立效。
　　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半年后病人家属又来电话诉说，病人又犯病了，丹毒重新泛起，接着又是寒战高热接近摄氏四十度，病人家属很害怕的说怎么会发这么高的高热。老牛心理却感觉到很欣慰，这说明病人正气更充足了，有能力和邪气产生更加激烈的对抗了，只有对抗激烈，才有更高的体温出现。其实在这一点上面有很多家长老是害怕孩子发高热，而拼命的去降温，这是在帮谁拉偏架，是在帮助病邪而不是在帮助孩子的正气。
　　这个老人的一诊是在开春不久，这次反复正好是在夏至前后，人体感应天时，盛夏时节，人体阳气浮越在外，内里空虚，这是一年中人体脾胃正气最弱的时候，很多中焦脾胃病人最难受的时节。老人本身就有常年的少阴病基础，又因为中焦虚弱卫气更虚就会造成这种太少两感表实证。面对这种急性高热，以及伴生的丹毒，这就是看一个中医的辩证思维取向了。老牛问起上次剩下的那付药还在吗？如果在的话就按照第一次的服用方法，依法炮制就可以了。其结果从后来的电话叙述来看，和第一次一样，只不过见效更迅速，出汗不到二十分钟就退烧了。这事也就这样过去了。病人也没再提起，直到两年过后，那个当时推荐他来的老病号又来诊的时候，才又提起这个病人来。因为是病人朋友，了解情况，说以后丹毒就没有再犯，人家也没有感觉到什么特别之处，唯一和西医吊水消炎不一样的一点就是药太便宜了。

一次非凡的体验之后的感悟
　　病人家属和那个病号没有感觉到什么神奇之处，顶多也就是感觉到莫名其妙，怎么连丹毒也没有再发，也许认为是平时给老人吃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保健品起了神奇的功效吧。人家也没有要求老牛来帮助治疗那个慢性病，那个在老牛眼里更加看重的少阴病证，也许将来对老人造成损害的是那个可怕少阴病。在伤寒论中，少阴病死症是最多的，这个少阴病恰恰更需要重视起来。病人没有重视起来那是因为病人都几十年如一日了，在病人家属看来，少阴病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有那么可怕吗？比起那凶险的高烧来，到底哪个更重要？
　　因为老牛有道家思想护佑，有天之道“为而不有”的指导思想，不想做什么图财不轨的鸟神医，所以老牛对此心里很坦然，这就算是阴积功德吧。但是老牛却对此次的诊治过程，对这次经方的实践过程有种震撼的感觉。这个方子看起来很简单，因为有细辛、麻黄、附子这一类辛温剧毒的药物存在，这一类的药物存在是不符合现行中医药典的用药规范的，在医院里面那些固执的药房技师们，在那种“伟大的神圣的职业操守的”使命感下，甚至都不见得给你抓药。一般的医院里面是不可能见到这种方子的，因为在那个僵化的吓人的体制下，没有人敢用这样的方子。但是这都不是老牛感兴趣的，老牛感兴趣的是，之所以敢于用这样的方子，那就是对于伤寒经方的虔诚听话心态，在这种心态之下所谓的一次冒险的行为带来的一次神奇的经历。，起重疾沉疴就需要这样的神奇经方。
　　在大部分人眼里看起来很平凡无奇的事情，如果有人能见到神奇，这就是老牛一贯推销的道家精神。老人的丹毒是一种当前西医很难理解的疾病，一味的靠消炎杀菌就是不能除根，至于那个高烧，西医虽说也害怕，但是他们心里是有底的，实在不行我们可以上激素，头一次用激素一定百分百的能见效。但是这是西医，你不能要求他们太高，能解决问题这就是西医最终的原则。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些许使命感的中医，是一个真正有所追求的纯中医，那么你就不能看的这样简单。为何老人在用抗生素治疗的情况下，疾病反而呈现一种发病频率逐渐加快的后遗症，这就是最违背《易经》思想里面的“做事以求无咎”原则（这个无咎的原则老牛会在下文着重提及），更加违背中医《内经》“治病必求于本”的根本原则。有人会说；老牛你这是上纲上线，乱扣大帽子。老牛也承认，这种议论对一些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来说，真的而有些过分了，因为围观群众坚持一个原则；“能治好病的就是好医生”。但是这话在中医从业者这个范围里就是一个很尖锐的课题，这个帽子说到比天大都有情可原。因为如果你是站在人类整个社会层面上来看，站在人类健康对社会造成的影响的角度上来看，真的有志之士会感觉这甚至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要是真的追究这个问题的话，首先把一个问题弄清楚很重要，那就是到底病怎么样才算治好病？何谓真正的治愈？是治标不治本，解决掉病人当下的痛苦，以至于不得以伤害病人后天脾胃，以及调用后天的藏精来达到愈病的目的（激素类的药物的使用就是这样，人为刺激调用人体的藏精，寅吃卯粮，拔苗助长般的不负责任），是这种治愈方式更准确，还是在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站在治病必求于本的，对待疾病的治疗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指导，上述原则指导下的后一种治愈方式更准确？这话看来没有什么新意，老牛在这里依然要提及本书开篇就谈到的另一个原则，那就是同心同理的原则来看问题，假如病人是你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朋友你怎么样选择？我想是不言而喻一定会选择后者的。但是在利益驱动的前提下，医院其实是希望看到老百姓无知者无畏、勇往直前选择前者的。甚至是不惜以推动整个社会的潮流来驱赶无知的群众，像赶羊群一样，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医疗体系的利益后面考虑。
　　从这个病案身上我们能看到，经方的魅力，效如浮鼓也不过如此吧？另外就是预后的神奇，面对中医的内科急症，伤寒论中那些所谓的毒药，其实都是有着强大的救急威力的“神药”。老百姓对中医都是慢郎中的错误理解，中医内科急救已经在这个时代难匿踪迹了，大部分急救病人都会直接选择西医，这样也造成了中医内科急症的救治越加被埋没。其实都始自字金、元、明、清时期的纯中医失传之后，这是对中医最大的侮辱。不过不要紧，是金子就不怕被埋，金子被埋起来就是期待有一天，因一个合适的机缘时运能被重新发掘，再次焕发金子辉煌的本色。现在被埋没就是因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没有它发挥的土壤。老牛愿意做一个呐喊者，开荒牛，最先接受社会的不理解和误会，再举一次鲁迅当年的大旗（只不过的这面大旗的本质已经完全和鲁迅当年的旗帜指向是截然相反的了），做个“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先驱者吧。老牛再举一个小孩子的例子。来看看麻黄类方的神奇疗效。

又一个麻黄类方的神奇疗效       
　　这是一个小女孩，是妈妈带着来老牛处看病的。这个小孩是在大约秋冬交替的时节来的。小女孩五岁了，一进门就能看出一点精神都没有，低头耷拉角的，脸色发白没有多少血色，还不时的大声咳嗽，咳嗽声震屋顶。在老牛看孩子舌苔和把一指脉的同时，妈妈开始述说苦恼，说这孩子整天感冒，幼儿园里每次感冒都逃不掉，上半年感冒必然引起发高烧，最近开始每次感冒咽喉肿痛之后就持续发低烧，而且是每次感冒都让家长提心吊胆，因为都是夜间午夜时分开始突然发高烧，一发高烧就全家人连夜出动，搅的一家人都不得安宁，而且再去医院吊水也不管用了，而且孩子开始咳嗽，开始很轻微最近越来越厉害的，现在的咳嗽声音都大的吓人。像是要把肺给咳出来一样。止咳糖浆也喝了不少，这不刚刚打完七天的吊瓶，高烧最近倒是没有，但是低烧时有时无，咳嗽越来越严重了。你看这孩子的手背上那些密密麻麻的针眼，真愁死了，按下葫芦起来瓢，最近几个月就没上几天幼儿园，光跑医院了。说到这里，看到母亲那个皱起的眉头，有过这种孩子生病的经历的父母都会有这种无奈的感受。把那种感觉形容成“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都一点不为过。
　　老牛刻诊，脸色白中带青，双手脉沉细无力微数，舌苔水滑，食纳不香，小便清长，夜间咳嗽严重，小手冰凉，老牛开出了方子；麻黄二两，五味子二两，桂枝一两，法半夏一两，焦三仙各一两，赤芍一两，干姜一两，炮附子一两，炙甘草一两，细辛一两（后下），三付，一天一付，水煎服，分早中晚三次服，饭后半小时后温服，要是感觉难喝不愿意喝可以加蜂蜜调和口味，注意少吃生冷寒凉的饮食，平时不要穿太多的衣服，要带孩子适当的外出运动，如果三服药之后孩子的脾胃恢复，饭量开始明显增加了，就不要来了，不然可以还再来。就这样不出意料之外，三服药之后病人的母亲来电话说 胃口开了，爱吃饭了，但是还是咳嗽，好像是轻点了，老牛就说不用来了，小孩子只要胃气恢复，那就没问题了，其他伴随症慢慢都会好的。后来这个孩子一旦又感冒发烧就会来老牛这里吃中药，而且还带来了不少幼儿园其他的孩子家长来。
　　其实这个母亲是和孩子一起走上一条恶性循环的路子，而这个恶性循环可能会一直持续到开春时节，等到天地阳气来复，才能借助那股春生之气慢慢自己好起来，就算这样也需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能再大量的吊水用抗生素、激素了。在这样下去会给孩子身体造成严重的伤害，幸运的是这个孩子是个正气充足的正常孩子，正气足以抗击这种持续的伤害，没有造成严重的其他病变。假如是一个天生有某某器官发育不完全的孩子（孩子之所以是孩子就是因为他们的器官还没有发育完善，而且每个孩子的情况都不一样），不知道那里就有一个大的漏洞暴露出来，邪气往往是专门找那个最薄弱的环节侵犯人体，造成一些可怕的后遗症，比如小儿糖尿病，小儿白血病，过敏性紫癜，小儿哮喘，癫痫，甚至是一些药源性的失明，失聪，脑损伤等等各种奇奇怪怪的疾病都是和过用抗生素激素有关。在中国现在的医疗体系下，上述这些疾病一旦得上了就意味着，一生痛苦，甚至家破人亡。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周围，简直是不胜枚举啊。
　　这样说来，老牛不厌其烦重复的重视太阳表实证的意义有多深刻。不要怪老牛啰嗦，实在是看到太多人间悲剧的发生，因为一些不必要的误治坏病造成的重大疾病，你要是仔细去寻根都是会找到最原始的那个点，而在这个点上做文章是最有价值的，做好了不但能保护人民的身体，还能为国家节约大量的资源，真可谓是功在千秋的意见好事啊。这就是老牛最重视的那个点的价值，但愿有共识者，知己之士能和老牛一起努力，一起来推广那个“伤寒大义”来尽力的扭转这种极端不正常的社会现象。

学习了

治病先养心
　　少阴心肾的重要性，首先是在《黄帝内经》素问第八篇，灵兰秘典论中提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这段经文着重提示了心藏神的重要性，对于一个人来说，只要是心君不乱在先，就算是其他脏腑有暂时的问题，也是在心君的震慑和掌控之下的，都不会出现严重的后果。心神要想保持不乱要靠肾精的清济来保持清醒的，心肾阴阳交济而作泰卦状，乃是一个平人气象的关键所在。少阴经属阴，阳为阴主，阴为阳宅，少阴心肾之本却是一个人立命之本，和后天之本脾胃共同来起作用才是长生久安的良性循环。
　　少阴经病多死症，虽说伤寒论中的死不是马上就毙命的概念。但是起码说明这种态势的是一种赴死的过程，不扭转和逆转过来是肯定不行的，这种逆转就体现在伤寒四逆汤的价值上，在伤寒论中仲景先师甚至把一系列的四逆汤化裁方剂统称为“四逆辈”，这个四逆辈是三阴经的主方。四肢厥逆就是四逆，人一旦到了四肢厥逆的地步真的就是生死各半了，四肢厥逆是一种比手脚冰凉更进一步的状态，真正到了四逆至膝的严重时候，人的手脚反而会开始发热，但是这种发热是一种虚热，是一种格阳在外的严重病态。四肢乃人体之枝节，是所有阳经交接的地界，本该是阳气为用最盛的地方。我们可以对比看一个小孩子的四肢，小孩子是阳气潜藏使用最好的状态，这种阳气收藏致密而厚积薄发的状态是道家养生最高之境界。在这种状态下四肢阳气交接顺畅，小孩子的四肢就超级灵活而多动，小孩子放着正道坦途不走而愿意上房走墙、攀援跳跃，就是一种阳气盛多为用的良好状态，这种状态所表现出手脚湿温却是小孩特有的，我们都说有些小伙子脚臭，其实就是这种湿温的阳盛状态的最好表现，臭说明是阳气是足的管道是通的。如果反过来我们再看一个垂暮老人，除了颤颤巍巍走路蹒跚之外，手里拿着拐杖还是步履艰涩缓慢，这是因为人体阳气日渐式衰，不能有效的控制四肢的运动，到了四逆证严重的时候，这样的老人手脚居然也是热的，但是这种热却是干热虚热，被阴寒格拒在外的虚阳所致，这就和小孩子的湿热是完全两回事，所以老人的脚是极少有脚臭的。四逆证的出现是人衰老的开始，民间的俗话“人老腿先老”也是这个意思。四逆证病人会感觉这一股凉气开始沿着手脚逆着往上走，最终凉到膝关节和肘关节，这个人的一身之阳气可以说到达了最低限度了，简单地说，就是不够用节约到家了的一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再下去就要死人了，必须逆转过来，这也是四逆辈的价值所在。
　　这种渐进的四逆状态是可以在最开始出现的时候及时救治的，越是程度加深越是难以逆转。四逆汤是一种三阴病的主方，开始大量的使用了，说明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了，需要四逆汤这样的辛甘化阳的重剂来挽回了，但是在三阴病在生死各半的前提下，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意义就会大减。有的火神派中医给病人大量的使用，但是似乎越用越不显效了。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最有价值的不是四逆汤证，而是关乎少阳经的夫妻经，太阳经的苓桂汤证，老牛在此铺垫了这么多，其实就是为了引申出来如何调理心肾少阴经证，必求于太阳经证，这也就是阳中求阴的道理。

苓桂剂的的价值
　　在伤寒经方中，有一类方剂容易被忽视，那就是苓桂剂，因为苓桂剂看似漫不经心，组方无力，用起来不过瘾，不够显示出医生的“本领”，还是那个伤寒大义的原则，简单中才能见到神奇。老牛认为却是可以治大病的。在伤寒论中，苓桂剂的代表有苓桂甘汤，苓桂姜甘汤，苓桂枣甘汤，五苓散，猪苓汤，真武汤，茯苓四逆汤这一系列的汤剂，我们仔细阅读条文就会发现这些条文都是针对太少两感阴虚津液不化的专用方剂，何谓太少两感？就是三阴病人的感邪一种常见的状态，还有一种太少两感阳虚证，其适应方剂就是大名鼎鼎的麻黄附子细辛汤证，与之相对应的这苓桂剂，是治疗太少两感阴虚证的。
　　在苓桂剂中最常见的就是苓桂术甘汤和真武汤，严格的说他们都是一类方剂，都是苓桂剂的化裁使用。就拿最具代表性的苓桂术甘汤来看，茯苓（四两）桂枝（去皮，三两）白术、甘草（炙，各二两）从组方来看，君药茯苓色白味淡性平，桂枝色紫味辛性温，白术色白味苦性温，炙甘草色黄味甘性平，这首方子的组方明显是茯苓白术色白入肺布撒津液、淡渗水湿、结合苦坚入肾为主，辛甘微发肝阳为辅，用以针对体内金水不生，阳虚水泛，水饮不化，携气上冲，津液匮乏而造成的眩晕症。真武汤于与苓桂术甘汤的主要区别在于，真武去甘草易芍药附子，明显是针对肾阳不足造成的气化不利的津液匮乏急症，而苓桂术甘汤是针对阳虚水泛的津液匮乏的缓症。
　　我们中医治病正是依靠药物的寒热温凉平的属性来治病的，但是现代中医派别林立，尤以温病派和火神派比较靠近两端，温病派偏爱苦寒而忽视辛凉，火神派重用大热而忽视温平，偏爱大寒大热之药治病，就有种心急气躁的感觉，温病派满眼皆是火，恨不得所有的苦寒之药排队去和那火热之疾厮杀。而火神派满眼都是寒冰冻结，非烈日不能融冰当前，靠一味增加大热之药的剂量，来应不甚理想的疗效。两者都有特色和适应症，但是都有失偏颇不够全面。如果你让他们用一些性平味淡的方剂药物，反而他们心里就会有一种不够给力的感觉。这其实也是一个极大的误区，中医是一门接受时刻实践检验的学问，容不得半点人为的意淫。
　　《中庸》曰；“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句经文不是针对中医学指导的，但是老牛却认为很有价值，很有现实意义，特别是中医内部派别之争，人们总是爱把事情做到极端，中医这门学问的关键字在于一个中字。孔子都说过；“人皆日：‘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人们都说我知道这个道理，选择中庸，人们往往就连一个月都坚持不了，就把这个中庸之道给丢到爪哇国了。同样我们中医治病也是如此，各个都爱显摆自己的用多少味“良药”，显摆自己的方子多么华丽而多面，显摆自己用药多大的量，要不就多小的量，都在展示自己的极端，可见这些医生要的是轰动效应，就是不去替病人想想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苓桂剂看似平平，可是老牛却视之如珍宝，因为苓桂剂是很多慢性疾病的唯一克星，只有苓桂剂才能达到治愈慢性病的目的。苓桂剂正好和麻黄汤剂形成一种缓急搭配，全面掌握这两种方剂，是成为一个合格的经方纯中医的前提。因为只有麻黄类方才能帮助医生，面对急症能做到效如浮鼓、拔刺血污、覆杯则愈。只有苓桂剂才能帮助医生，面对各种疑难杂症，慢性消耗性疾病做到标本兼治、疗效显著。当然还有一类伤寒方剂比如大陷胸汤，抵当汤丸，十枣汤，三物白散一类的大毒重剂，这也是中医临阵愈病立效的法宝，都是属于中医武林中的秘籍的范畴。可是老牛说句实话，这种武林秘籍在当下的中国已经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了，这在当下西医占主流地位的情况下，怎么样做到对重症治疗的免责，这种免责系统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问了，毕竟要面对本就是半死半生之间的死亡责任，中医基本都是有口难辩的。但是我们中医可以自己掌握这一类方剂的使用，在自己亲人家属的身上可以践行，但是这样的重症病人一般不会轻易选择中医，因为这些药物方剂的使用，需要病人家属对医生有绝对的信任感。另外大毒重剂的使用需要高超的实践经验做前提，所以老牛就不去做过多的评说，以免造成一些不明真相的，鹦鹉学舌之人的，不负责任的乱用

气能生精
　　苓桂剂的使用与否，要看这个医生对于人体津液这个概念的认识，正如胡希恕老前辈说过的话，他认为伤寒论中津液就代表着阳气，这话很多人不会一下子搞清楚，其实只有深谙内经理论才能完全理解这样的话。不少高明的医生，他们都同意一件事情，就是：“气能生水，阳能生阴，神能生精”。在人的体内有许多我们现在还不能探明的转化机制，“气能生精”就是其中的一个转换。如果你阳气足够的话，会生出精来。“精”就是中医补肾最高层级的追求，所以我们要从“气能生水”开始。但是这个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水，而是气化了之后能被人体真正的利用的水，其实就是津液的概念。什么才是真正的补阳？满足人体化津液的能力，人体有足够的津液，这是阳气作用的唯一媒介，这也就是阴为阳宅、阴中求阳的道理，只不过需要拐一两个小弯来思考取得。
　　相反的，如果你在阴阳两虚的时候只一味补阴的话，本就是阳虚阴盛的体内环境，再去补阴，你根本没有足够阳可以拖得动它，就变成越来越阴，终于变成死阴，盘踞中宫坐实了的阴实状态。那么人体的阳气就只能被格拒浮越在外为用了，这时候的人恰恰是表现出一派热像，但是那这个热根本就不是起于中焦的实热，而是浮越在外的虚热而已。这也就是说重症病人不要开始就轻易大量滋阴填补类的原因，必须在医生审时度势的刻诊下，先回阳再滋补，然后再不断的重复修正这种阴阳同调的态势。怎么回阳这就是牵扯到对苓桂剂的使用了。
　　要想治好病，就像要做成一件大事一样，人们都知道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大家都期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效果，现实却是相反的，人们越是急于求成其结果往往越是不利。要怎么样达到最完美的效果？那老牛还是要搬出看家宝，道家哲学来指导实践。那就是《道德经》中“曲则全”的思想，理想状态下是直线距离最近，而现实道路一定是曲折的，甚至是为了求全功，而必须要先走一段弯路，那就是苓桂剂在针对慢性消耗性疾病治疗中的作用。
　　面对现实中已经出现的伤阴症状，比如病人汗出烦躁，口渴欲饮，小便频数，恰恰是符合伤寒五苓散水停膀胱、气化失司证，有的医生会说五苓散几乎全都是一些淡渗水湿的药物的组合，本就津液匮乏了，你还继续淡渗病人的水湿，这样岂不是更加加重了病人津液亏虚的现状？老牛举这个例子是因为现实中大量的中医医生根本无法理解这一层。这些中医只会辩证辨认为，这种口渴烦热属于毒火炙热、灼伤津液、膀胱热闭、小便不利证，在这种辩证指导下，一系列的滋阴灭火、消炎败毒、苦寒败胃的药物就开出来了。要不是伤寒论条文在那里摆着，凭借伤寒论的名气，这些中医是无论如何想不到要用茯苓、桂枝、泽泻、猪苓、白术这一排淡渗水湿的药物组合来治疗口渴欲饮的，因为这不符合“常理”不符合逻辑，可是这个常理这个逻辑是西方思维模式下的，不是一个高明的中医的常理和逻辑。有意思的是现实必须这样治疗才能标本兼治。这其实是一种曲线救国的思路，曲则全的思路，只有具有拐一下弯的思维能力才适合做中医。你把人体看做一个人，这个人其实也不接受那种横冲直撞不讲道理的，不是大热就是大寒的直截了当的治疗方法，特别是一些久病难治的慢性疾病，想要治疗这些缠绵久病、旧疾沉疴，就必须讲究一下策略，上医治国嘛。
　　老牛再次重复一遍，免得有人会误解，老牛是不反对大寒大热治病的，该直截了当的时候你还犹豫不决，这本身就是辩证不清、贻误战机的庸医行为。利用大寒大热治病也是仲景先师最拿手的、最厉害的，古往今来只能说是无人能出其右者了。要尊仲师师训，做到“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是一门很微妙玄奥的学问，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背背条文读读本草就能做到的。中医是一门“中人以上，可以语上”的学问。一个好中医必须有一定层次的哲学修养，都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样不想做苍生大医、精诚大医的中医不是好中医嘛。

万物复归的中土
　　在太阳病传变的第一路径，就是阳明病，阳明病相对于太阳病的重要性那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伤寒杂病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篇有一句话；“阳明居中，主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这句话就是所谓的阳明经病不再传变的结论，也就是说，现实治疗中医生如果能把病邪引入阳明经而一泻了之，这似乎也是一种不错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汗、吐、下三法就是中医的三种工具，这个工具是用来打开因病闭塞的身体的，给邪气一条出路的工具。这个大法不亚于大禹治水的意义。人体参天地之化育而生，四肢九窍皆效法天地而生，大禹治水是一改其父亲鲧多年用堵的方法来治水的失败教训，而转而用疏导的策略来治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其实是一种拟人化的隐喻，也满含着古人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诠释。阳明属土，土性易壅，恰恰适合疏导，治病也一样，不管是面对何种病患，如果医生能做到处处重视顾护中土，我想仲景先师在天之灵也会欣慰，因为这也是伤寒论的另外一个伤寒大义。
　　在很多伤寒方中都透露着一种时时刻刻顾护中土重视中焦的理念。我们看伤寒论中用是炙甘草的方子的有多少？研究过伤寒方的都知道，大部分伤寒方中都有炙甘草这味中药，而且用量往往不小，而直接用生甘草的方子却寥寥，这是何故？我们都知道生甘草色黄味甘性平入中，本来就已经味甘了，但是为何还要用甜味的白蜜来炒炙一下，赋以炙甘草以特殊的性味。大家都吃过焦糖排骨吧，还有大家爱喝的可口可乐当中都有焦糖的成分，既然是糖为何还要炒焦啦来用？这是因为焦糖比正常的糖颜色更黄、味更香。味甘本就入中，色黄更加入中、味香更能醒脾，这就赋予了比生甘草更强的入中的个性，也就是说炙甘草比生甘草更甜更香更能入中。
　　在当代中医，特别是以温病派滋阴派为主导的中医当中，极少有人用这个炙甘草，更别说大量使用了。就算是用生甘草也是几克几克的用，作用号称调和诸药，这真的是中医失传的又一个铁的证据。我们就拿最常见的伤寒桂枝汤桂枝来看，桂枝（去皮，三两）芍药（三两）甘草（炙，二两）生姜（切，三两）大枣（擘，十二枚），看看这个比例。三两和二两之间的差距就说明这个炙甘草就根本不是调和诸药的意义。人们学中医总是爱人云亦云，就是不去深入的思考一些为什么，当今的中医不爱用炙甘草到底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甘草的本性是甘缓的，能够缓和药性，使得药性慢慢起作用。上文曾经谈过，人体其实是不喜欢横冲直闯的不讲理的治疗方法的，除非是少见的急症。这就是老子思维：“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的道理。联系到中医治病，在医生求取疗效的心态下，现实中的结果往往是“快就等于慢，慢就等于快。”这就如同我们利用黄土的敦厚和缓的个性做叫花鸡一样，慢慢闷熟而达到目的，还不流失精华，这既是叫花鸡的秘诀也是治病的秘诀。老牛现实中是有深刻的体会的，如果你开方子故意舍弃甘草，这多多少少有点功利心，本无可厚非，本身作为一个医生也是希望一出手就药到病除，立马见效的。这对于一个想通过一诊而迅速帮助病人建立起信心，这样医生的小小的自私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毕竟没有炙甘草更强的甘缓作用，药效就会很直接。
　　但是这种直接针对一些实证急症是有价值的，比如说大承气汤就不用炙甘草，而调胃承气汤就需要大量的炙甘草，因为所针对的证不同，大承气汤病人需要赶紧通腑泄热而救人，而调胃承气汤就不需要那么急迫，反而要兼顾病人胃津的丧失。再比如同样是治疗眩晕，病人身为振振摇，振振欲擗地的，有真武汤和苓桂术甘汤两个代表方，但是这两者最大的差距还是体现在对炙甘草的取舍上面。没有炙甘草的真武汤证明显是针对急性发作的眩晕急症重症的，而苓桂术甘汤是适合慢性眩晕的治疗。如果一个急症病人需要你立效的时候你搞的慢慢吞吞，而一个需要慢慢持续给药的病人你又搞突然袭击，这些都是违背以人为本的中医中心思想的，由此可见关于炙甘草的使用，最能体现仲景先师用药精准而胸怀慈悲的伤寒大义的。

　中焦中土的道可道
　　仲景先师在伤寒论中，对于中焦的重视，除了上文出现在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篇那句；“阳明居中，主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之外，在其他五经病条文中，并没有专门论述其对后天中焦重视的条文，这些条文都隐藏在各种方剂的服用禁忌和预后判断上了。这也符合仲景先师的道家人物属性。“道可道”的价值观在伤寒论中体现的很清楚，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伤寒概念理解，谁都不要企图说服谁。再说你说服别人有什么意义？难不成希望别人加入你的帮派，成为你的信徒，来搞派别之争不成？所以说研究伤寒就不能拘泥于概念之争，要勇于去实践你的理论，能指导你实践的理论对你才有价值。
　　现实中却有很多中医爱好者喜欢泥于中医的概念之争，在概念之争中耗费了大量的精力，这种人基本是没有机会成为一个高明的中医的，这真的很可惜。我们来看医圣张仲景怎么做的，仲景先师在伤寒论中可谓是处处在盯着病人的中焦脾胃做追求，除了正如他在桂枝汤服用禁忌中提到的，要求服用热稀粥以助药力，以及在三物白散的使用禁忌上提到过的；“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进热粥一杯；利过不止，进冷粥一杯。”还有在十枣汤服用禁忌里面提到的；“得快下利后，糜粥自养。”还有在五苓散证中提到的；“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类似的中条文很多很多，简直不胜枚举，这都说明了伤寒论在指导实践中顾护中焦的重要性。除了对于热粥冷粥以及令胃气和等等直指中焦脾胃的条文之外，其实很有一类条文更多跟脾胃相关，那就是在伤寒条文中提到的情志病症状。像什么谵语郑声、烦躁不得眠、日晡所发潮热、独语如见鬼状、等等很多，其实都是和中焦脾胃相关的。在这里老牛每每细读伤寒论条文中的点滴行文，都能体会到仲景先师他老人家，治病唯独重视中焦的精神。一切病人信息的收集以及疾病预后的表现，都紧紧的盯住病人的脾胃气机的状况，一旦发现病人的中焦脾胃功能有向好的改变，饮食睡眠的改善就是脾胃阴阳气机升降得顺的指证，就有愈病的可能。正如后世中医常说的一句；“有一分胃气就有一分生气”就是这个道理，其最原始的出发点也在伤寒大义中最先体现出来。
　　仲景先师是靠列举现实中出现的真实病证来阐述自己的伤寒大义的，老牛拙劣，能力不及先师的万一，所以只能靠分析先师的条文来管窥那博大精深的伤寒大义，在此老牛心里其实充满了挖掘的动力和信心。特别是对于中焦脾胃上面，仲景先师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是后世子弟虽说愚顽，也偶尔会有几个人能隔绝时空与先师神交的，比如金元时期的李暠李东垣，我想他用洋洋几万言来专门做了一篇《脾胃论》，这部著作一举奠定了温补派的中医的基础。但是老牛始终认为，这部著作有离经叛道的地方，虽说大部分理论都是正确无误的，但是恰恰缺少了老牛更看重的那种道家思想指引下的，中庸思想规范下的伤寒大义，总的来说还是不全面，这种不全面一旦走向极端，就容易把中医的根丢掉，这这种离经叛道不能怪罪李东垣他们，他们都是绝世的中医高手，都是对伤寒论有极高领悟的中医实践家，老牛绝对认可他们在世时的能力，要怪只能怪他们的后世子弟。现实是正如老牛所说，中医的完全失传就是起自金元四大家开始，伴随着中医门派的出现，纯中医的根已经慢慢丢失掉了。但是这不是老牛提起这部《脾胃论》的主要意思，老牛的主要意思是说，李东垣本人在细读伤寒的时候，有没有被仲景先师时时顾护中焦，重视脾胃的中心思想所感染，有没有感受到伤寒论精彩的条文在现实实践中重现的激动，有没有读到精彩产生共鸣之时狠拍大腿叫好的冲动，《脾胃论》这本著作是不是在这种复杂的情绪和感慨中泉涌而出的？总之李东垣和仲景先师相差的是能力和哲学境界，相同的却是行医治病过程中对人体中焦的特别重视。

谢谢分享，学习了。。。

说的好，医生之责任，重于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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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