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医生。
一天晚上，他在急诊室值班，接到一个车祸受伤的病号，病人已处于深度昏迷。凭着职业习惯，他一眼就看见病人的右耳在向外渗血，很明显，这是后脑受伤引起的脑积血表象，根据他的经验，这种病人抢救过来的可能性很小。
但他还是很快让护士给病人输上液，安排做脑部彩超。彩超证实了他的猜想。根据病人后脑受创程度，即使立即开颅导血，病人也很可能不等手术做完就死去。
一个中年女人，手指甲几乎掐他肉里：“大夫，求您了，救救他！俺不能没有他——”
是啊，他也想救他，可是，现实有时就是这样的残酷和无奈，面对死神，医生往往也手足无措。
为了延续他的生命，他给病人使用了加倍的强心剂，止血针。他还让人找来冰块，放在病人的头部周围，给病人降温。只有他自己明白，这一切只不过是徒劳罢了。
病人的最后时分，他陪着度过的。他按压病人的胸腔，一直到心电图的曲线变直，这个时候，与其说在抢救，倒不如说在履行一种过程，或者说给悲伤的病人家属送去最后的一点慰藉。
病人蒙上白布推出抢救室。他长吐了口气，洗了手，到办公室冲了一杯茶。见惯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他已经麻木了。
他刚想点上一根烟，有人敲门，他走过去，看见刚才还歇思底里哭叫的那个女人，一手牵着一个孩子，男的七八岁，女的十多岁，女人猛地把两个孩子一拽：“跪下！谢谢叔叔。”两个孩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起头来。
他忙上前扶起孩子，捉住女人的胳膊，愧歉万分：“大姐，这怎么敢当，我、我又没有把大哥救过来——”
女人擦了下红肿的眼圈，说：“大夫，您已经尽力了，我和孩子都很感谢您——”
女人说着，眼泪又不争气地冒了出来。她用袖子擦了擦，凄苦地朝他一笑，牵着两个孩子走了。
他直愣愣地竖在那儿，目送着他们的背影在走廊尽头消失，心灵受到了许久未有过的震动和撞击。
也就是从那天起，他的人生观发生了改变。他开始重新思索生命的价值、社会价值和人性的真正需求。
他拾起荒废已久的书本，专心做起了业务研讨。他还报考了省城一家权威医院的硕士研究生，每周开着车来往于省城和县城之间。他认真地对待每一个病人，只要有一丝生的希望，他绝不放弃。
几年下来，他成为医院名副其实的技术精英，几项重大医疗成果都得到了省、国家级专家的认可和肯定。而且，由于他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对病人独特的亲和力，2007年，卫生部授予他“全国卫生系统先进标兵”称号，这在医院五十年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有人获此殊荣。
在一次报告会上，他没有洋洋洒洒讲述自己的功绩，他向在场的千余名同行讲起了当年的那个故事。他说，这些年来，他一直无法忘记那个女人——忘记她那双噙满泪水的眼闪现出的无奈和忧伤。那双眼睛让他心疼，让他汗颜，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医生，都没有理由无动于衷，没有理由不去思索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他说，某种意义上，是那个女人成就了他，是她，让他找准了人生的航标和前进的方向。该感谢的是他，如果有一天见到了她，他一定向她献上真诚而又饱含感激的跪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