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源自土拨鼠，土拨鼠体形硕大，其皮毛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贸易。

1910年秋天，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席卷整个东北。疫情持续了6个多月，席卷了半个中国，造成了6万多人死亡。随后的调查表明，鼠疫源自土拨鼠，土拨鼠体形硕大，其皮毛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贸易。



当时的中国清政府采取了包括封锁隔离、戴口罩、旅行限制，以及边境封锁等措施，以降低感染率。然而，仍有超过6万人死亡，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流行病之一。



当疫情最终得到控制时，清政府在靠近“震中”的奉天府（今沈阳）召开了国际鼠疫会议。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和法国等世界主要国家的病毒学家、细菌学家、流行病学家和疾病专家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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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发表在法国《Le Petit 》上的《满洲上空的死神》



会议目的是找出疫情爆发的原因，了解哪种抑制手段最有效，弄清为什么疫情传播得如此迅速，并评估第二波疫情爆发可采取的措施。虽然这次会议也有一些指责的声音，但它基本上是一次真正的学习交流尝试。



当今世界正面临一场全球性的大流行病，但是对应对措施的响应和个别领导人的我行我素，使全球的抗疫进展受到了多方面的阻碍。因此，能否借鉴一个多世纪前大合作成功抗击疫情这段历史呢。



今天，病毒已被种族化，连世界卫生组织都受到了攻击与伤害。主要国家之间不合作，甚至争夺资源和控制权，而较贫穷的国家则基本上只能自谋生路。



与1910年相比，我们出现了一个两极分化和分裂的世界。



土拨鼠和瘟疫



1910年在中国东北爆发的大瘟疫是毁灭性的。从当年秋天到第二年疫情最终被抑制，估计有63000人死亡，当疫情蔓延到哈尔滨时，它成了世界各国争相报道的新闻头条。



哈尔滨当时是一个幅员辽阔、农业地位重要但人口稀少的地区，位于中日俄三国势力范围的交汇处。大部分领土由中国统治，日本控制着大连周边的港口地区，俄国控制着满洲里的铁路。



哈尔滨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许多俄国人都曾在“中国东方铁路”公司（今滨洲线、滨绥线、哈大线）工作，该公司将西伯利亚大铁路与当时日本控制的大连连接起来。大连也是很多从事与铁路相关贸易的外国人居住的地方。包括动物皮毛贸易，而疾病最有可能就是从这个行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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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胡克湖附近大草原上的一只土拨鼠



土拨鼠是一种啮齿动物，主要生活在蒙古和中国东北的草原上。长期以来，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毛皮商从当地猎人那里购买貂皮和水獭皮毛，但他们对土拨鼠粗糙的皮毛从来不感兴趣。但是，在本世纪初，新的染色技术的兴起使土拨鼠皮毛成了一种优质皮草的廉价替代品。



在病毒爆发的前几年，外国买家从成千上万的本地游牧猎人那里收购土拨鼠皮，也导致了其价格飙升。农村猎人长期以来一直避免将患病的土拨鼠作为食物，但他们从未考虑过将患病的土拨鼠皮毛丢掉，尤其是当它们的价值如此之高时。



要查明鼠疫最初的爆发是很困难的，但俄国医生首先在位于中俄边界的内蒙古小镇满洲里所发现的。他描述，症状令人惊恐，首先是发烧，继而出现咳血。在满洲里，死者尸体被留在街上，铁路货车变成隔离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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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中国东北大瘟疫中的死者



就像今天病毒通过航空路线迅速传播一样，当时的铁路也促进了病毒的传播。土拨鼠皮沿着中东铁路到达齐齐哈尔，然后再到哈尔滨，而很多人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走的。



肺鼠疫的病例出现在天津、北京和京汉铁路沿线的主要铁路终点站。甚至距离满洲里3200公里的上海也报告了一起病例，政府甚至考虑封城来防止更广泛的感染。在拥挤的哈尔滨贫民窟，这种疾病迅速蔓延。到1910年11月8日，哈尔滨的死亡人数为5272。



最初的反应与争论



考虑到20世纪初的物流水平非常有限，人们对疫情爆发的反应还是很迅速的。



政府使用经过改装的火车为与该疾病有接触的人建立了隔离中心，包括疫情死者的家属以及从事皮草贸易相关从业者的亲属。



如果被隔离者在5到10天内没有出现症状，就会被解除隔离，并戴上一个铅封的腕带，表明他们没有被感染。但如果出现了症状，考虑到该病的死亡率接近惊人的100％，整个货车中的人基本上在劫难逃。而且，死者禁止埋葬，必须集体火化。



在哈尔滨，中国政府的首席医生伍连德正在设法控制疫情爆发。伍连德出生于马来西亚，毕业于剑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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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伍连德医生在1910年至1915年之间拍摄的照片



伍连德医生开始对死亡患者进行尸检，并最终确定该疾病是肺鼠疫而非腺鼠疫。这两种鼠疫之间的差异在于感染位置，前者感染发生在肺部，后者感染发生在淋巴腺。他还强烈建议戴口罩。



到了1911年初，中国已经动员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和流行病学家到哈尔滨会合。伍连德意识到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中国农历新年是1月30日开始，对于这么多国人来说，在每年一次的返乡过程中限制出行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感染率没有降低，则有可能爆发成为全国性的流行病。



但当时针对疫情的措施很严厉，任何出现感染的旅馆都被烧成平地。但总体而言，伍连德的抗鼠疫措施奏效了。所谓的“卫生区”、隔离、封锁、旅行限制和戴口罩等措施都已实施，似乎已使哈尔滨的感染率在1月底前下降。



然而，感染已沿着铁路线蔓延。到1911年1月初，沈阳已有2571人死亡。最终，沈阳的隔离和旅行限制开始生效，感染率下降。但是铁路线一直延伸，靠近主要港口城市大连的几个城镇都报告了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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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铁路



在大连，对火车和轮船乘客进行了大规模的检查，线路随后被关闭，并命令到达大连的轮船只能留在港口。这意味着鼠疫从未登录大连。



尽管整个中国东北甚至其他地方的病例不断增多，但在哈尔滨，伍连德宣布鼠疫在1911年1月底得到了控制，并对死者进行了大规模的火化。



然后人们召开国际会议试图找出疫情爆发如此严重且广泛的原因，以及哪种抗疫措施效果最好。



沈阳会议



耶鲁大学的William C Summers教授在2012年在对中国东北大鼠疫的研究中指出：“到1911年1月底，某个国际专家联盟在中国聚集的势头迅速建立。”



这次会议对中国人来说并非没有风险。



中国境内这条横贯领土的铁路线由俄国控制，日本占据大连并控制着中国北方的这个主要海港，欧洲大国和美国在中国各地拥有通商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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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的Kitajskaya大街，摄于1932年



尽管如此，中国还是推进了会议举行，这帮助中国避免在疫情结束之后被指责无所作为。所有与会者都保证会议主要是与科学调查有关，而非对中国进行的进一步外部控制。



在1911年4月3日，奉天国际鼠疫大会隆重召开，伍连德担任主席，会议邀请了来自11个国家的130个人参加，其中包括来自各国著名研究所的卫生专家和医生。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设法消除有害的科学谣言，并试图找到细菌的根源。这在当时是高水平的科学，涉及细菌毒素、凝集素和变异菌株。会议还讨论了诸如咳嗽之类的传染方式和诸如芽孢杆菌在食物上传播等错误理论。甚至有人谈到我们现在称之为无症状患者和超级传播者。



遏制疫情是一个主要议题。什么方式最有效？当然是紧急社交隔离和旅行限制措施。而且，早在伍连德发现细菌引起肺炎之前，他就已经倡导使用口罩。此外，防疫医院的迅速建立也将感染者和潜在感染者与普通医院患者隔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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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火车站，摄于1900年



会议于1911年4月28日结束，伍连德致闭幕词。最终，中国对西方列强和日本会利用这次会议推进对华政治目标的担心并没有实现。



会议的结论和决议涉及鼠疫的科学防治、改善卫生的必要性、检疫隔离规定以及此次疫情爆发的根源——土拨鼠。



伍医生在会议闭幕时强调：“应尽一切努力在中国开展有效的医学教育。”



全球反应



在1911年，还没有世界卫生组织。限制疫情蔓延并抑制疫情的工作由各个相关国家承担，而且这些国家通常在政治上是对立的。



在沈阳，只有科学家们预见了全球政府间合作应对以及建立全球卫生组织的必要性，而政治人物并没有这种先见之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情况的确开始出现，在1919年巴黎和会之后国际联盟成立。国际联盟通过由医疗专家组成的卫生机构处理与卫生有关的事务。



该卫生机构的目标是消灭麻风病、疟疾和黄热病，并成功地遏制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俄国爆发的伤寒以及在中国爆发的各种霍乱和伤寒疫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联盟的继承者联合国创建了世界卫生组织。



中国东北大鼠疫最终并未以任何严重的方式传播到中国其他地区、蒙古或俄罗斯。大连港口的关闭阻止了鼠疫从中国东北扩散到日本、韩国、香港和亚洲其他主要地区。



鼠疫本可能通过远洋轮船扩散到欧洲、美国等世界各个角落，但这都并未发生。



历史学家Summers表示，成功遏制疫情要归功于各方的共同合作。



他说：“在应对其他全球性流行病的挑战中，正确的知识、正确的资源和正确的人员并不总是能够结合在一起形成合力。”



当今世界各地采取的措施，如建造专门用于隔离的医院、规定戴口罩、加强卫生措施、旅行限制、组建专门的医护人员队伍等许多方面，都与110年前中国东北采取的措施很相似。



但是，现在一些主要国家似乎对协调一致应对卫生危机的兴趣不大，而且任何非政治性会议的前景似乎都很暗淡。



1911年时，世界著名的疾病专家都希望能来中国。



也许这就是新冠病毒爆发后的某天，我们会看到的情况：全球科学家能绕开政客寻找机会汇聚一堂（在线），分享和讨论关于新冠肺炎的所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