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企业成为了公立医院的替罪羊

临到岁末，国家新医改的基础性政策——基本药物制度已经按照文件要求在试点省份渐次铺开，全国30%的基层医疗机构正在过渡到基本药物的框架之内。之前备受瞩目的基本药物招标采购也随着配套文件的出台而进入崭新的阶段。随着江苏、云南、浙江、河南、黑龙江等地的开标，基本药品配送权的争夺战已经在各地打响。九州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耿鸿武对此表示，“目前，各地方招标办对基本药物配送企业的要求都不一样。”构成地方招标政策各不相同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家政策留有空间，文件不甚明确；另一方面，各地对相关文件的理解有深有浅。再加上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情况差异很大，因此招标政策难免带有地方色彩。
卫生部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司司长郑宏曾表示，中国各地方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医保报销筹资水平不同，集中采购的一些药品品种也会有些差别，国家制定统一的招标采购政策不能适应各地的实际情况，因此决定以省级为单位进行统一招标采购，以减少制度设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近一段时间，面对各地基本药物招标工作的先后开标，各企业负责招标的人员都绷紧了神经，同时对各地招投标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也产生了质疑。耿鸿武表示，目前商业企业对基本药物配送招标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入围的要求上，各地对入围企业的要求相差太大，这就使得公平性大打折扣。齐鲁罗欣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栾远东表示，招标办实行量化考核，会使一些经营能力差的中小商业企业无缘基本药物配送蛋糕；而如果没有量化的指标，招标就会很难控制。
　　由于地区差异，招标中还产生了新的问题：按照基本药物制度相关文件的要求，基本药物只允许生产企业委托配送一次，这就意味着受委托的商业企业必须具有一定的实力。而在招标配送标准低的省份，由于入围的商业企业能力有限，生产企业必须选择多个配送商才能实现一次委托，使得配送成本大幅增加。这就背离了基本药物制度试图通过压缩渠道周转费用降低药价的初衷。事实上，近两年来，生产企业为了降低流通成本已经开始自觉归拢渠道，通常一个生产企业在一个省份的一级代理商也就3－5家，而外资企业在全国的一级代理也要二三十家。业内人士认为，如果基本药物配送招标不提高配送企业的入围门槛，未来生产企业的销售渠道将面临高成本的倒退局面，也会给地方保护和权力寻租留下空间。
　　据业内反映，目前各地招标中与基本药物制度相关规定有出入的另一点是生产企业的委托配送环节。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基本药物的配送由招标选择的药品生产企业、具有现代物流能力的药品经营企业或具备条件的其他企业统一配送。但是栾远东说，目前从各地的开标情况看，各省都是对配送商进行统一招标，生产企业只能在中标的配送商中寻找合作伙伴，而不能自己寻找配送商。对此，一位人士直言不讳，商业企业是否拿到配送权，生产企业说了不算，当地招标办和医疗单位说了才算。各医疗机构都有自己的配送商，商业企业拿到医疗机构的开户权也就意味着拥有强势的终端，而拥有多个医疗机构开户终端，无疑给争夺配送权增加了筹码。
耿鸿武认为，试图通过压缩流通渠道成本降低药品价格是极为有限的，从零售药店的药品价格可以看出，流通渠道成本已经不是药价虚高的罪魁祸首，真正的虚高在于医疗机构加价、返点和大处方上。从实际情况来看，基本药物的配送生产企业只委托一次，在重庆、四川等地形复杂的地区操作起来尤为困难，原来的医药商业做不到“一票制”，现在的生产企业更做不到。而如果按照一次委托配送来执行，渠道成本不仅不会被压缩，而且会大幅度提高。
在安邦研究员看来，目前的基本药物招标过程中已经出现了“矫枉过正”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必须得到及时的遏制。我们知道，药品流通环节的层层加价一直是药价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并不是根本的原因，一方面是流通环节的层层加价，一方面中国药品流通企业的毛利率却一直处在极低的水平。这本就是非常矛盾的现象，那么加价的部分去了哪里？这其实已经不是秘密了——都用在了对相关部门、医院的公关中。也就是说，真正的根源在于公立医院的体制问题。
但是目前，公立医院的改革刚刚开始进入试点阶段。在这种情况之下，各地正在开展的基本药物招标实际上还是在走老路，而我们所看到的改变都是表象，在此前的《医药竞争情报》中安邦研究员曾经指出，对于新医改方案，地方政府、公立医院是缺乏积极性的，而现在的情况就是，流通环节就成为了公立医院的“替罪羊”，为什么？因为公立医院改革还在试点，这“试点”说白了就是还没具体的方案，因此，公立医院没办法进行根本的、体制上的改革，但是降低药价的目标还是要“实现”，因此，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针对流通企业“开刀”，更有例如福建省的方法，向外地流通企业开刀，这样，剩下的都是“自家人”，这样好说话，好办事。
因此，现在的局面就是，公立医院稳坐钓鱼台，而流通企业则只能是想尽办法在新的规则下面痛苦的挣扎。以前该有的“公关”，恐怕还是要继续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