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战争观

墨子的战争观，以“非攻”为核心，而“非攻”思想又是建立在“兼爱”学说基础之上的。“兼爱”的基本要求是，人不分老幼贵贱，天下之人皆相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以求达到建立一个“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的理想社会。著名思想史家蔡尚思教授认为：“兼爱是正面，相攻是反面。兼爱就必须非攻。”（蔡尚思：《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版，170-171页。）而在当时，由于“攻无罪”是天下最大的乱源，所以墨子提出了“非攻”主张，但墨子的“非攻”是针对“攻无罪”的战争而言，他不提反对一切战争，相反，他严格区分“攻无罪”和“诛无道”这两类性质不同的战争，明确表示要拥护和支持“诛无道”的正义战争。这是一种充满辩证思想的进步的战争观，而这种进步的战争观，正是他的军事防御思想展开的逻辑基础。

1、声讨和反对“攻无罪”的不义战争。墨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并逐步完成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物质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即土地由国家占有的分封制进入到封建领主掠夺兼并的私有制，相伴权力和利益再分配的是连绵不断、非常尖锐的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特别是各诸侯国之间的频繁战争，成为长达数百年的重要社会现象。“春秋时代王纲解纽，篡弑频仍，兼并盛行。”（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1版，239页。）“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司马迁：《史记》，1442页。）《春秋》所载242年间，弑君36，亡国52，诸侯奔走不能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到战国时代，兼并战争更加频繁，以至到战国中期，诸侯国已由春秋时期的147国锐减到万乘之国7个，千乘之国5个。在列国兼并、群雄争霸的过程中，夹在诸侯列强之间的宋、郑、鲁、卫、蔡等小国、弱国，成为大国弱肉强食的对象，饱受蚕食鲸吞之苦。兵燹过后，城摧垣破，土地荒芜，死者枕藉，民不聊生。夹在晋、楚大国之间的宋国甚至到了“易子而食，析骨以爨”（左丘明：《左传》，137页。）的悲惨境地。因此弱小国家的广大民众特别希望弭兵息战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以发展生产。墨子作为“农与工肆之人”思想的代表，以其宽厚仁慈的博大胸怀，深深同情、关心着那些蒙受战争灾难的劳苦民众，以无畏的胆识提出了系统的“非攻”主张，严厉地抨击大国对小国的“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墨子·非攻下》），认为这种攻伐与盗窃一样，都是“不与其劳获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义行为，故要坚决反对和制止。

墨子着重指出不义战争的罪恶，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战争残害无辜，导致劳动力大量减少。大国君主命令军队进攻小国，“攘杀其牲，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墨子·非攻下》），对稍有反抗的百姓，即刻杀害；对无反抗之意者，就用绳索牵回为奴，男服苦役，女做奴婢。从而造成小国劳动力日益减少，生产难以为继。其次，攻伐殆误农时，斩断了百姓衣食之源。农业是“以时生财”之业，而大国之君兴兵动武专挑春秋季节进行，这就必然殆误农时，破坏生产，“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墨子·非攻中》）。只要耽误一个农时，百姓冻饿而死者，就不可胜数。其三，战争对于大国来说，也是沉重的负担。大国一次出征，动辄“兴师十万，出师千里”。由于各种原因，在路途上死去的就很多。战争的结果，丧师多不可胜计。即使攻下一个三五里的小城，“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而且大国疆域辽阔，地广人稀，有许多不毛之地尚未开垦，最缺乏劳动力，“今尽王民之死，······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墨子·非攻中》），实在是罪恶而愚蠢的行为。

2、歌颂和支持“诛无道”的正义战争。墨子“非攻”，反对的是不义战争；但作为清醒、进步的思想家，墨子深知反对不义战争绝不可能靠空谈，而只能靠正义战争。

首先，他对战争的工具——兵器持肯定态度。墨子曰：“其为甲盾五兵何以为？以圉寇乱盗贼。若有寇乱盗贼，有甲盾五兵者胜；无者不胜。是故圣人作为甲盾五兵。”（《墨子·节用上》）在他看来，“甲盾五兵”是圣人所作，不仅不可废弃，还要不断追求，使其“加轻以利，坚而难折”，这样才能有效地抵御“寇乱盗贼”。“寇”为何？敌国之军队也，“兵作于内为乱，于外为寇”（左丘明：《左传》，102页）。他认为“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墨子·七患》）。先进的兵器是克敌制胜的必要手段，故而他下功夫研制兵器，并有惊人的成就。其次，墨子把国家防御看做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祸福的战略问题。军事问题在墨子的治国大政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他说：“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墨子·七患》）在他列举的立国的三个条件中，“兵”与“城”都与军事问题有直接联系，可见军事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他把“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墨子·七患》），列为导致亡国的“七患”之一。其三，墨子还直接歌颂和拥护“诛无道”的正义战争。当时有些喜好攻伐的国君非难墨子说：你以为攻战为不义，其实不是很有利的吗？从前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这几位后来都立为圣王，这是什么缘故呢？墨子反驳他们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墨子·非攻下》）他明确指出，“好攻伐者”混淆了正义战争（诛）和不义战争（攻）两个概念。如“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之类的正义战争，不仅不应反对，而且要蓄意追求。他一生追求的理想政治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入守固”，“出诛胜”（《墨子·尚同中》），即在防御国家城池坚不可破的同时，也要夺取“诛无道” 战争的胜利。墨子认为残暴的不义之徒不在“兼爱”的范围内，因而他反对儒家倡导的“君子胜不逐奔（君子战胜后不再追赶那些败逃的人），掩函不射（敌人卸下甲衣就不再射他），施则（弛败）助之胥车（敌车陷住了就帮助他们推）”；认为儒家所为，使“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贱（贼）世也，不义莫大焉!”（《墨子·非儒下》）

捧个场，有些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