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独立、自由与思想尊严

转载前言：也许我们在生活中、交往中是男人、女人，是上司、下属……但在思想和人格上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需要独立、自由和尊严。林贤治先生的言论我并非全部赞成，但我认为他的观点对于当下和未来的国家和民众都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指引。身边的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可我知道用这个我赞成的林贤治先生的观点来衡量，我不是，很多人也都不是。当然，有些人只在乎知识分子其名，并不在乎其实。可这样的文字，尤其是对80后的年轻人，如果能有多点人看、多点人去理解和思考，并成为哪怕是他们一小部分行动的观念基础，我们的未来又会是怎样的呢？





独立、自由与思想尊严



□ 陈竞 ■ 林贤治




盗取现代价值观念的“天火”，毁坏传统的“老店”，高举一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旗帜，五四一代仅仅开了一个头




□您对知识分子的关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会把知识分子作为关注和研究的主要对象？

■在《阅读与写作》一文中，我谈到自己阅读的转折。1984年初，由于蒙受“运动”的打击，郁闷中拟写鲁迅的传记。鲁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在阅读和写作过程中，我接触了大量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材料。这是我关注知识分子的基础。

何以对知识分子问题如此重视？与当时整个知识界的状况有关。1980年代刚刚从风涛中遁去，“告别革命”的论调就甚嚣尘上了。90年代的一批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学者，大抵宣传市场自由主义而奉行政治保守主义，种种的理论与批评，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内，都同“告别革命”论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据说“新左派”是与之对立的，但也有明显相交的地方，鼓吹“国学”、“后学”的热心家更是如此。知识界的演变，舆情的迁流，引起我对国家与权力，革命，以及知识分子问题的特别关注。




□在《旷代的忧伤》一书中，您写作的对象以西方知识分子为主。想起您在写顾准时的话：“一部《顾准》文集，几乎言必称希腊，其实所言并非希腊；正如言不及中国，其实所言全在中国。”

■这也可以说是夫子自道吧。我曾经在个别地方也自称“西方主义者”。在《五四之魂》这篇文章里，我高度评价曾任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全盘西化”的理论，近三十年来，还没有看到谁如此评价他。我们一般谈到“全盘西化”时，肯定说这是荒谬、不可行的，是无视传统的，基本上会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我不这样看，我持肯定的态度。我认为其中蕴含一种方法论。因为无论怎样西化，都化不掉传统，没法做到“全盘”，实践起来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只是具有一种策略的意义，拿西方作参照，更多是去掉传统中惰性的东西。

今天我们称为现代性的东西，基本是从欧美过来的，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西方知识分子的观念、思想、人格，我觉得是我们进行知识分子自身改造的主要的精神资源。中国历史上“士”的传统，基本上是为专制统治阶级服务的，无论在庙堂里还是江湖中，都跟“王权”靠得很近，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没有真正的“隐士”，就是说，实际上也没有“山林”，不存在独立言说的空间。传统知识分子身上匮乏的独立、自由精神，在西方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得相当充分。无论作为现象还是作为人物的典型性，在人格的独立性和思想的完整性、彻底性上，我们远远比不上西方知识分子。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久远，社会结构、权力结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很不一样，不同的文化传统培育出不同的知识分子。




□现在很多学者在谈到当下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时，都表示了一致的看法：与传统文化进行有效对话。对此，您怎么看？

■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谈的传统文化，到底是在怎样的土壤中产生的？一种文化的产生不能不谈其产生的土壤，我们不能抹掉这点，这叫基本认识，其实就是常识。

如何重建人文精神？我的看法是，引进西方的价值观念，就像“五四”先驱者所做的那样。盗取现代价值观念的“天火”，毁坏传统的“老店”，高举一种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旗帜，五四一代仅仅开了一个头。老年巴金在《随想录》中反复申说一个观点，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但似乎并不为我们所注意。他说：“许多问题的确值得我们认真地想一想，譬如谈到‘五四’，有一位作者认为‘五四’的害处是全面打倒历史传统，彻底否定中国文化。我的看法正相反，‘五四’的缺点恰恰是，既没全面打倒又不彻底否定……所以封建文化的残余到处皆是。这些残余正是今天阻碍我们前进的绊脚石。”“我是‘五四’的儿子，我是‘五四’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谁也不能否认我是祖国的土地上成长的，‘五四’使我睁开了眼睛，……我能够活下去，能够走出一条路，正因为我‘抛弃’了中国文化，‘抛弃’了历史传统。”

在中国，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非常少。“五四”至今还不到一百年，新文化传统断裂了，而人格是需要传承的。




□“五四”及“五四精神”被后人一次次提起。在您看来，“五四精神”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刚才巴金说的。说“五四”激进没有错，“激进主义”在西方是中性的词，激进有何不可？“五四”就是重估一切价值，打倒一切偶像，连国家也是偶像。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乌托邦、革命与知识分子》一文中，我引用美国学者雅各比的说法，即：乌托邦有两种，一种是蓝图式的，一种是反偶像崇拜的。“五四”一代的乌托邦属于后者，就是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对传统的彻底批判。如果知识分子离开对自身传统和现实的批判态度，我觉得就否定了自身固有的社会身份。独立性、流浪性、边缘性、批判性、革命性，都是这一社会角色所固有的。与此相反，任何依附权势，追逐时尚，附和庸众，企图进入主流及中心，或是逃避现实，漠视社会，乃致丧失正义感，都构成为对知识分子自身的背叛。




□您在谈到“五四”时，特别强调它所产生的知识分子群体。

■对，这个群体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我们说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它是一个“士”的群体，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现代知识分子，为与自身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理想、信念奋斗，完全不一样。这种东西在中国没有“根”。

“五四”时期，无论左中右，都在为进行改造一个老大帝国而努力。比如胡适，虽然我对他依附性的人格进行过批判，但是对西方自由民主的观念，他始终在不断宣传。还有当时完全站在对立面的《东方杂志》编辑杜亚泉，他反对新文化运动，但是他同时宣传西方的科学。作为整个群体，在运动的结构内部，有很多对立的部分，但整体上，都在不同程度、不同层面地起着启蒙的作用。

对“五四”——无论是作为一个时段，一次运动，一种思潮——的理想性、批判性和反抗性的否弃，实质上是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背叛”。




□以“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为参照，您说了“中国没有知识界”？

■在《鲁迅的最后十年》里，我说过这样的话。看起来这多少有些偏激，但我要说的是，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少之又少，作为“界”，一个群体界定，几乎不存在。为什么这么说？“五四”之后，好不容易培育了一批知识分子，比如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但很快被“党国”政府“招安”了，独立的东西太少。在中国，真正独立的知识分子非常少。中国“士”的传统缺乏独立性，多的是奴隶性、依附性。“五四”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他们全面背叛民族文化传统的英雄主义行为，并没有得到赓续；新的价值观念体系未及形成，就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种悲剧性的结局，甚至整个的过程结构，包括它的意义所在，长期蒙受障蔽。人格是需要传承的。




现在所谓的知识分子大多与底层脱节，即使有一些是从底层里“浮”上去的，但更多是“学而优则仕”




□“知识分子”在当下学界，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称谓。您的定义是什么？

■我觉得知识分子是，立足于自己的专业去介入公共领域，表现非常个人性的独立的思想，在对公共事务、历史问题发言时，强调批判的价值。不是说你是著名学者，你有高学历，你就是知识分子。如果对公共事务、对人类的前途不关注，如果你在关注时没有问题意识，没有是非观念，没有正义感，不采取批判的态度，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在《旷代的忧伤》中，您所提到的知识分子，还具有非常强烈的社会实践性，您称赞他们的勇气，同时也说，“有勇气，是跟实践相联系的”。

■法国思想家薇依，是我非常赞赏的一位法兰西女性。她原本可以好好做一名教师，有终生的教职，可她居然用自己的工资资助穷人。这些暂且不说，她还跑到工厂去，跑到农场去。为什么？她让劳动煎磨自己，从中体会作为一个劳动者所深受的东西。如果不这样，她认为就没法获得劳动者的那种感受。这种实践的努力，是非常难得的。

知识分子，不仅体现在纸面上，书斋里，还应该走向街头，直接进入社会实践。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我对他们表示敬意。




□在关注知识分子时，您还特别强调他们与底层大众的联系，还有他们对底层的态度。

■在我们这里，知识分子作为特殊阶层，历来带有自我优越感，与底层脱节。在俄罗斯，有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到我们这里，两者都没有。我感觉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底层是脱节的，即使有一些是从底层里“浮”上去的，所谓学者、作家、知识界的人物，但他们更多是“学而优则仕”，浮上去之后，整个就改变了，并不能保持与底层的根的联系，相反热衷于充当现代的“帝王师”、智囊人物。由于权力的吸附性太强，他们的附着性也就更为突出，因此往往表现为与权力的结合，而不是解构权力。




□那您怎么理解民间和民间立场？现在许多团体、主义都爱用“民间”一词。

■这个东西比较笼统，表面上看起来是与官方对立的，实际上很可能又会跑回去。中国的“民间”，与官方有“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我们说的“民间”，就是“江湖”，跟庙堂的关系只是距离远近的关系，但不能说是反方向的，完全对立的。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有具体的分析。在目前的环境下，这个概念的提出，毕竟在官方的正统的概念之外，多出一个言说空间的可能性，无论怎样还是有意义的。




精神性就是根基性，构成一个作家写作的最基本的东西。没有精神性，就是无根的写作



□“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问题也是您不断提及、颇为关注的。您所说的“精神之乡”意指什么？

■这基于我对文学写作的认识。在翻译方面，为什么我说“只有董乐山一人而已”呢？这个说法，基于董乐山非常自觉地从事他的翻译工作，他有自己的选择，而且这种选择与他的社会理想和文化理想相联系，与他作为批判知识分子的观念有关。

他的方向性是非常明确的。但我们很多人没有方向性，其写作是机会主义的写作，没有自己的关怀。为官方为企业家所利用，市场需要什么写什么，没有自己的主题和想法。一个作家，应该有自己的精神根基，有他的精神归宿，这应该是他日夜萦怀的东西，因此他的情感、思想会表现出方向性。但是，我们缺乏这种东西。西方的知识分子，是有信仰的，独立于官方、权力、大众，独立于任何威权。我们几乎没有精神生活，从作品中也可以看出来。我们作家的作品，往往只是好看的故事或是华丽的辞藻而已。

精神性的具备，首先得有精神生活和精神空间的存在；其次，这种东西构成写作的方向感，构成作家的基本母题。这两点非常突出。题材与母题有很大的差异，精神性在我们的作家身上非常匮乏。




□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您曾经说“我们的脚下几乎没有根基，没有精神，也没有精神的饥渴。”怎么理解？

■精神性就是根基性，构成一个作家写作的最基本的东西。没有精神性，就是无根的写作。




□对文学未来的展望，您借用英国柯勒律治的话：必须同普遍的精神不振与顺应形势的状态作斗争！

■对文学未来的种种展望，来源于对现实的否定之中。否定是以一种变革性决断，一种方法论，让我们获得一种危机意识，并且总是带着这种意识去思考问题和评价现实；它加强了我们的责任感，让我们致力于人文精神的培养，并将这一精神灌注到文学之中。一个伟大的文学时代需要飓风般的精神的推动，而这风暴，是由作家乃至周围人群的众多个体的战斗呼息形成的。




□您说自己是偏狭不平和的人，对于文化态度上的“宽容”，您是质疑还是否定？

■“宽容”这个词，我们已经滥用了。“宽容”应该主要是指政治、宗教思想的宽容与否，是强势者对弱势者的说法。假如我们之间是学术之争、笔墨之争，不存在强势和弱势，不存在实际手段的干预，根本就不存在“宽容”与否的问题。但是现在谈的宽容，往往成了一个取消是非观念和思想斗争的遁词，用以遮蔽自己。矛盾、冲突、斗争，首先是一个哲学概念，一种实存。作为实存，显然不是谁不喜欢就不存在。“博弈”和“斗争”不是同一个东西吗？有人就偏偏喜欢使用“博弈”的字眼，没有办法。写作、发表、出版，对作者来说，根本不存在是否宽容的问题。赞成或否定，就是这么简单。

至于我为什么说自己是一个不平和的偏狭的人，因为我执着于对自己的观念立场的辩护。

自己是一个不平和的偏狭的人，因为我执着于对自己的观念立场的辩护。